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皆然，它们既防备政府也塑造公共生活，它们是公共的而非私人的。
法律不符合改革要求的，要先修改法律，需要先行试验的，要取得授权。所谓真心实意地参与司法改革，是指以切实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为目的的司法改革。
事实上，在不同地方之间，在贯彻中央决定方面，只要提供足够的制度约束条件，也会形成竞争性局面。第二巡回法庭2015年1月31日在辽宁省沈阳市挂牌，巡回区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区。所有的司法结论，都仅仅是在比较中显得似乎更合适或者更正确。况且，在一个成熟的法律体系中，有明确法律规定答案的情况，从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也应该通过制度性条件将其排除到司法程序之外。现在微信群里活跃着的一个守望的距离群聊组，全部由北京市离职法官构成。
应该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导的深圳法院系统改革，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上级法院的密切关注、监督下，积极、稳妥推进，成效非常显著。当前的司法改革也遭遇到相同问题。这里有两个层面的程序：一个是宏观层面的城市规划程序，一个是微观层面的具体项目程序。
面对这一新趋势，我们必须创新思路和制度。但也有特例，其代表就是特别容积率适用地区和特定街区。我国2007年的《物权法》第136条也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在此形势下，向广袤空中要效益，立体集约开发空中空间成为城市深度发展的迫切要求。
如果不追求全面，只制定基本的或重要的规范，思路二更好。容积率转移，顾名思义就是某地块的部分容积率转移给另一地块，使另一地块的容积率得到增加。
[14]See Penn Central Transp. Co.：．New York City, 98 S. Ct. 2646, p.9 （1978）． [15]根据该示范法，各州可以授权地方政府进行区划，控制建筑的高度、面积、体量、位置、用途等。另外，各国在具体制度和判例中有时出现不同的附加条件。它们可被看成一个建筑物。（2）与区划相关的城市规划。
作为容积率特例之载体的特别容积率适用地区、特定街区等都由城市规划来决定。应该强调的是，法律关系较为简单的建筑面积奖励制度，为较为复杂的容积率转移型空中空间利用制度进入城市规划法创造了法制氛围，很有意义。对这两种方案，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都予以了否定，但同时决定火车站大楼上空空间的开发权可以转移至邻近火车站大楼的、宾州铁路公司所有的土地上。[12]参见[日]日本经济新闻社：《空中权，东京火车站获500亿日元》，载《日本经济新闻》，2013年6月6日。
《暂行办法》是依据《物权法》制订，又超越《物权法》，明确提出了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概念。而且，容积率是确定空中权范围或《物权法》上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范围的主要方式，没有《城乡规划法》层面的容积率制度就不足以权威地解决空中权范围这一基础性问题。
纽约市最初只允许在邻接地块间进行容积率转移，受纽约火车站诉讼案影响，后来将相邻地块扩展为相近地块。可以考虑在《城乡规划法》中增加一章，安排为第2章，主题为城乡规划的内容，即一篇规划里要写哪些东西。
纽约火车站诉讼案中，地标保护委员会要求容积率转移的两个地块的所有权人是同一人。（6）与市街地开发事业（只限于土地区划整理事业、市街地再开发事业、住宅街区整备事业和防灾街区整备事业中，政令规定之大规模的、可能由国家机关或都道府县实施者）相关的城市规划。日本《城市规划法》通过规定城市规划的内容、程序等，来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和国土的均衡发展，增进公共福祉。其次，在我国，空中权主要表现为空中空间使用权，可以将其称为空中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或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一、空中权及其与城市规划法的结合 从法学角度思考空中空间利用问题时，首先要关注空中权概念。根据日本《城市规划法》，城市规划由市町村、都道府县、国土交通大臣决定。
历史建筑保护是实践中容积率转移型空中空间利用的主要目的和条件。1975年8月，东京都日比谷公园南侧2. 1公顷的街区被规划为内幸町2丁目特定街区，在此建起31层的日比谷国际大厦、28层的富国生命本部大厦、11层的新闻中心大厦。
（一）人工地基型 人工地基型是指在他人土地、建筑物的上方构筑一个人工地基后，在该人工地基之上再构筑建筑物。1938年，新泽西州也有了相同立法。
[日]早川和男：《空间价值论》，劲草书房1973年版。市规划委员会在考虑以下几点后作出许可与否的决定，即接收容积率的地块的开发是否会给邻接土地造成难以承受的影响，若有影响，因地标保护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利益必须强于给周边土地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这一章中要规定区划、区划后各地块的容积率要求等。[20]日本《城市规划法》第15条规定：下列城市规划由都道府县决定，其他的城市规划由市町村决定。容积率转移制度是不断发展的，这些条件也趋于松缓，如有的国家不要求相邻，相近即可。当然，引人注目的还是1973年实施的《俄州空间法》。
通过区划，形成各种区域，同一区域内土地类型和用途相同，如某区域是商业地区，或是工业地区，抑或居住地区等。【参考文献】 {1}[日]建设省空中权调查研究会：《空中权—理论与运用》，行政出版社1985年 {2}[日]大浜启吉：《空中权与公法》，《公法的诸问题Ⅲ》，创文社1990年。
从创造更多城市空间，高效利用城市土地资源的目的出发，城市规划法对人工地基型空中空间利用形态一般持积极的态度。人工地基型空中空间利用比较形象，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实践中也比较常见。
在此过程中，相关法律和判例成为重要因素，而法律中的具体内容也逐步丰富和完善。它被很多国家的法律所规范，并为空中空间利用提供基础性支撑。
[13]这是为了给公众创造出更多的开放空间，而对土地权利人实施建筑面积方面的奖励。在日本，《城市规划法》和《建筑标准法》是两部对空中空间利用很重要的法律。它们在城市规划法、建筑标准法、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和判例中逐步得到制度化。从现有实例来看，空中空间利用主要有人工地基型、容积率转移型和容积率奖励型三大形态。
此外，《旧金山市规划条例》、《芝加哥市区划条例》等也规定了容积率转移制度。这是我国空中权的基础性法律依据。
1919年，日本为应对明治时代以后的城市化进程，满足近代交通需求，形成有较好基础设施的城市街区，制定了《城市规划法》。区不同，建筑标准就不同，同一区，建筑标准相同。
所有这些都让以往的城市发展模式不断发生改变。1870年的科比特诉希尔案判决（Corbett v. Hill）重申：土地所有人，与其土地一样，所有土地的上部空间。
